Robert Capa 與 Larry Burrows 殊途同歸
© Bobby Yip
原載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前線》1994年3月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人禍」遠恥於「天災」。
眾「禍」之中，相信沒有比戰禍更令人髮指，在衝擊建基於人類愛的倫理關係上，使人受苦更深。
所有關於戰爭的新聞報導，在深受大眾注視同時，參與採訪的戰地記者，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往往被受落成為真理的使者，正義的代言人。雖則，這與事實相距甚遠，但最低限度，總有人在戰場上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替大眾見証有人被套去生命，不全面但確切的一刻；還有人忠實地把箇中片段，保留在照片上面，永遠展現在我們眼前。
若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或稍早之前，一名保王黨士兵，在西班牙內戰一役，正想自一個山坡上的戰壕後撒時，被敵軍開槍射中，倒下喪生。眾多死在這場戰爭裏的政府軍與革命派，無論生前曾為何等理想或政權而戰，其歷史定位，也許都體現在這一個寂寂無名的「倒下的士兵」身上。
匈牙利戰地攝影記者 Robert Capa 緊跟隨這名士兵後面，一起逃離這戰壕時，本能地拍下了這個在他採訪生涯中最具影響力的影像----The Falling Soldier。 就有關這張照片被人認為偽造的問題，本文無意涉及。正如 Capa 在攝下照片一年後接受紐約「世界郵電」訪問時說：「拍攝西班牙內戰，不需要任何技倆，你也用不著安排主體。照片就在那兒，你只需拍下它。真理就是最佳的照片，最佳的訊息。」
接近六十年以後，當我們把這張照片和其後眾多相類似反映戰爭中死亡一刻的影像比較，可以獲得怎麼樣的啟示？一九六八年美聯社 Eddie Adams 在南越街頭拍攝一名被捕越共即時接受處決，令人震憾的照片；一九七九年至今佚名的記者在依朗拍下一排卻克族遊擊隊俘膚接受處決的照片；另其中一個較近期的例子：一九九二年路透社 Richard Ellis 在阿富汗拍得遊擊隊進入首都喀布爾後，突然在他面前射殺遭捕獲官方特務的照片。正如一場又一場戰爭接連爆發，戰爭圖片也就自 Capa 這個作為圖符開始，影像中士兵一個一個緊接著在攝影記者面前倒下。
如果說，電視新聞片段中連續動態式的特質可以帶給我們對戰爭更加具體，更加真確的說明，其紀錄戰爭的能力更具歷史價值的話，讓我們在此大膽推論：以「倒下去的士兵」為首而形成一條能夠體察的定格新聞攝影理路，雖然在描述活動事物的能力上受到先天缺憾所限，但也就是這個缺口，可以讓人們在沒有受到戰爭威脅，較為平和的環境中，體會到箇中靜止一刻所引起哲學上的震憾----對生與死、榮與辱、愛與恨等因個人素質有異而感受到不同程度的警醒、反思和啟示。
每一個在戰爭照片中倒下的人，無論是友是敵，都將被看作成一個問號。我們把他正在倒下的動作，從連續活生生的生命最後一刻中抽出，轉化為定格影像裏一個註腳。箇中的努力，非單只一項歷史任務；箇中的價值，將與人類的知性共存。
我們得承認，並非所有戰爭圖片都提出疑問，說得確切點：都具有提出疑問的能力。另方面，有更多在相同處境下拍到的照片，帶給我們更為明白的訊息：美籍攝影記者 Larry Burrows 在 Robert Capa 因觸地雷陣亡後被「生活雜誌」派往越南，其刊登在該週刊一九七一年二月廿六日那期內一幅受傷美軍上前救助重傷同僚的彩色照片，所表達的主題簡單不過。透過色彩展示出黑人士兵的膚色與頭上沾得血紅的白布，鮮明地相對於躺在泥濘中的白人士兵。我們雖不能求証，這一張標誌著當代戰爭攝影地位的傑作，與同期其它照片中透露出一股反戰潮流，是否受到那時從理想主義開始走向面對現實的思潮所影響，但最少像它及更多相類似的作品裏，曾更直接地為人類某些觀念，表白出對它的肯定和熱愛。
有別於 Capa 對戰爭事態的直觀感覺，即時把疑問交代出來，Burrows 另有一種卓越而細緻的反應。表面上，一個戰地攝影記者應該直接記錄別人的苦難，但這反而是 Burrows 所憂慮的。他說：「拍攝別人留淚並不容易，因為你非身受其害，對於他的痛苦毫不知情。」可是，他還是重複拍攝相同而他所相信是真理的題材。在戰爭採訪中，「當我的口唇乾枯而我餓得要命時，我自問：我應否繼續下去？但我當下想到，倘若我放棄，我會失去什麼？」
如是，在提出疑問與試圖解答兩者之中，可以說明什麼？每一個攝影記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體味出其認識到的一面真理，籍戰爭中可以借助的元素，去衝擊人們從視覺到智能的判斷。只要戰爭的因果關係一如歷史長流中其它因眾多事件般不斷重演著，新聞攝影亦將揳而不捨地透過提問和引証，繼續鞭撻人類追求肉體與精神上的現世樂土。
眾「禍」之中，相信沒有比戰禍更令人髮指，在衝擊建基於人類愛的倫理關係上，使人受苦更深。
所有關於戰爭的新聞報導，在深受大眾注視同時，參與採訪的戰地記者，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往往被受落成為真理的使者，正義的代言人。雖則，這與事實相距甚遠，但最低限度，總有人在戰場上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替大眾見証有人被套去生命，不全面但確切的一刻；還有人忠實地把箇中片段，保留在照片上面，永遠展現在我們眼前。
若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或稍早之前，一名保王黨士兵，在西班牙內戰一役，正想自一個山坡上的戰壕後撒時，被敵軍開槍射中，倒下喪生。眾多死在這場戰爭裏的政府軍與革命派，無論生前曾為何等理想或政權而戰，其歷史定位，也許都體現在這一個寂寂無名的「倒下的士兵」身上。
匈牙利戰地攝影記者 Robert Capa 緊跟隨這名士兵後面，一起逃離這戰壕時，本能地拍下了這個在他採訪生涯中最具影響力的影像----The Falling Soldier。 就有關這張照片被人認為偽造的問題，本文無意涉及。正如 Capa 在攝下照片一年後接受紐約「世界郵電」訪問時說：「拍攝西班牙內戰，不需要任何技倆，你也用不著安排主體。照片就在那兒，你只需拍下它。真理就是最佳的照片，最佳的訊息。」
接近六十年以後，當我們把這張照片和其後眾多相類似反映戰爭中死亡一刻的影像比較，可以獲得怎麼樣的啟示？一九六八年美聯社 Eddie Adams 在南越街頭拍攝一名被捕越共即時接受處決，令人震憾的照片；一九七九年至今佚名的記者在依朗拍下一排卻克族遊擊隊俘膚接受處決的照片；另其中一個較近期的例子：一九九二年路透社 Richard Ellis 在阿富汗拍得遊擊隊進入首都喀布爾後，突然在他面前射殺遭捕獲官方特務的照片。正如一場又一場戰爭接連爆發，戰爭圖片也就自 Capa 這個作為圖符開始，影像中士兵一個一個緊接著在攝影記者面前倒下。
如果說，電視新聞片段中連續動態式的特質可以帶給我們對戰爭更加具體，更加真確的說明，其紀錄戰爭的能力更具歷史價值的話，讓我們在此大膽推論：以「倒下去的士兵」為首而形成一條能夠體察的定格新聞攝影理路，雖然在描述活動事物的能力上受到先天缺憾所限，但也就是這個缺口，可以讓人們在沒有受到戰爭威脅，較為平和的環境中，體會到箇中靜止一刻所引起哲學上的震憾----對生與死、榮與辱、愛與恨等因個人素質有異而感受到不同程度的警醒、反思和啟示。
每一個在戰爭照片中倒下的人，無論是友是敵，都將被看作成一個問號。我們把他正在倒下的動作，從連續活生生的生命最後一刻中抽出，轉化為定格影像裏一個註腳。箇中的努力，非單只一項歷史任務；箇中的價值，將與人類的知性共存。
我們得承認，並非所有戰爭圖片都提出疑問，說得確切點：都具有提出疑問的能力。另方面，有更多在相同處境下拍到的照片，帶給我們更為明白的訊息：美籍攝影記者 Larry Burrows 在 Robert Capa 因觸地雷陣亡後被「生活雜誌」派往越南，其刊登在該週刊一九七一年二月廿六日那期內一幅受傷美軍上前救助重傷同僚的彩色照片，所表達的主題簡單不過。透過色彩展示出黑人士兵的膚色與頭上沾得血紅的白布，鮮明地相對於躺在泥濘中的白人士兵。我們雖不能求証，這一張標誌著當代戰爭攝影地位的傑作，與同期其它照片中透露出一股反戰潮流，是否受到那時從理想主義開始走向面對現實的思潮所影響，但最少像它及更多相類似的作品裏，曾更直接地為人類某些觀念，表白出對它的肯定和熱愛。
有別於 Capa 對戰爭事態的直觀感覺，即時把疑問交代出來，Burrows 另有一種卓越而細緻的反應。表面上，一個戰地攝影記者應該直接記錄別人的苦難，但這反而是 Burrows 所憂慮的。他說：「拍攝別人留淚並不容易，因為你非身受其害，對於他的痛苦毫不知情。」可是，他還是重複拍攝相同而他所相信是真理的題材。在戰爭採訪中，「當我的口唇乾枯而我餓得要命時，我自問：我應否繼續下去？但我當下想到，倘若我放棄，我會失去什麼？」
如是，在提出疑問與試圖解答兩者之中，可以說明什麼？每一個攝影記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體味出其認識到的一面真理，籍戰爭中可以借助的元素，去衝擊人們從視覺到智能的判斷。只要戰爭的因果關係一如歷史長流中其它因眾多事件般不斷重演著，新聞攝影亦將揳而不捨地透過提問和引証，繼續鞭撻人類追求肉體與精神上的現世樂土。
另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