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淌血也淌淚
原載香港攝影記者協會1994年3月會訊
Donald McCullin 的「不可理喻」
西方新聞界一向都有崇敬戰地記者的文化，尤以因採訪而陣亡的新聞從業員，也就加倍受人稱道；因而，好些只為尋求剌激而參與了自由(freelance) 記者與攝影記者行列的亡命之徒，在無知與漠視的情況下受傷以至死亡，亦自然引來贊賞。更有甚者，鑑辨戰地新聞與攝影採訪的成敗標準，在於記者本身面對危險的程度。一位西方通訊社的攝影主管甚至說過：「沒有在採訪中受過傷的攝影記者，並不是一個最出色的記者。」
在此，我們毋需辨論它是否合理，但這種取向，可讓我們斷言，為什麼人們總認為 Robert Capa （一九五四年五月廿五日下午二時五十五分，在越南採訪時觸地雷陣亡）是當今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而 Larry Burrows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與另外四名戰地攝影師同坐上一輛飛往老撾的南越軍用直升機，此後音訊全無，相信被擊落）亦不惶多讓；至於倘健在，現已五十多歲的英國戰地攝影記者 Don McCullin，雖則同樣（甚至超越）具備不平凡的人生和採訪歷程，唯在新聞攝影的名氣和地位上，始終與上述兩人有這麼一段差距，也就不難理解。（本文並未打算就三位攝影記者的異同作一比較，只著重對最後者進行探討。若想對他們之間的關係有所掌握，可參看稍後在對外會訊登載的另一篇文章）
在經歷了人生越五十載的旅程後，Don McCullin 用異常平淡，卻令讀者盪氣迴腸的口吻，紀述了他其中在新聞攝影最重要的二十年採訪生命。相信對看過他的照片後依然無所動心的人（包括好些只懂批評照片拍得不夠出色的同業）來說，他的自傳 "Unreasonable Behaviour"（以及這篇文章）並不是寫給他們看的。以飽嚐人生痛苦經歷而言，戰地攝影的領域無人出其佑。如他所說：「不斷地狩獵、等待、觀看和承受地球上種種災難，已把我的心靈鳴震得悲痛；你不可能輕易地在飢餓、不幸與死亡的水面上走過，而是步涉其中，還得要紀錄他們。」
這翻說話，出自一位曾到過地球上其中一百二十個國家採訪的紀實攝影師口中，倍覺神傷。有人可能非常敬服他的不平凡，耆望可以經歷並攝得此等災難，然而﹐身處其中的感受卻是：「我們全部人都自以為只需憑著正直，便有足理由處身在任何環境之中，但倘偌你是站在垂死的人面前，你需要更多的理由。如果你不能給予幫助，你跟本不應該存在。我自己其實也否一樣？我的報導是否只不過僅在協助一場對這些垂死者來說毫無意義的戰爭？」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答，我們所謂的「專業」精神，只不過是一件包裝著個人虛榮，用以炫耀的外衣罷了。
Don McCullin 加入成為新聞工作者，是廿六歲以後的事，所任職的也算不上是什麼具規模的攝影組職，而是英國的「觀察家報」（The Observer）和「時報」（The Times） ；此後廿載，一直在後一間幾度浮沉的報章工作，只曾作過短暫的別離。採訪後不久於一九六四年在塞普路斯內亂其間拍得的一輯新聞圖片 （之後輯錄成 "Heart of Darkness" 一書），奪得世界新聞圖片獎 （World Press Photo Award）。這第一次由英國人獲得的獎項，在增加自己日後能得到希望嚐試的採訪機會同時，「我開始感到一種不自在，以至日後越趨嚴重 ---不自在是因為描畫了人類的不幸和痛苦而得到獎項」。 足跡走遍了歐、亞、非與南美等更多的危險地帶與戰場，非但沒有把他緞練成視死如歸的人傑；每當他遇上生地關頭，總是震慄不已。然而，任務的危險性幾乎與士卒無異，「在戰爭中，你會時常想到：明天永遠躺在地上，臉朝星際的將會是你。我記得在參與一次巡邏任務時，突然一輪自動機槍的掃射，打中了走在我前面的兩個士兵。我撲向掩護，口中充塞了泥土，而相機蓋滿了灰麈。就這樣躺著的二十分鐘內，我一生中所有的回憶慢慢地浮現。在如是眾多的景況中，當你親眼目睹人們就這樣死在你的身前和身後，總會有一種不可扺抗的感覺：他們是代你而死的。」這並非出自一個僅體驗過一次死亡的人口中，這是對不只十次 (單從傳紀中統計所得) 死裡逃生的一種「經驗之談」。在採訪越戰中首度受傷時他想：「自採訪戰爭以來，我曾見過數以千計的死傷者，那為什麼只會是他們而不會是我？」這種從人人平等 (包括他自己) 的方式來看待每一個因不同目的與被動地參與戰爭中的人的心態，義無反顧，毫無英雄感可言，和很多人心目中攝影記者的感性形象相距甚遠。
在戰爭中，流血乃是司空見慣，作為一個新聞從員，在執行其採訪任務之餘，自己可有帶著「熱血好勝」但「冷眼」的心態？被目前的冷酷現實，麻木了神智，沖淡了情感？至令 McCullin 心酸的並不是眾多血肉橫飛的戰爭採訪，而是好些因戰亂與政治腐敗衍生成的人間地獄。在非洲一間傳教寺內，住上了八百名戰爭孤兒：「我的眼角看見一個白化病患的兒童，我頓感到自己的臉變得青白，他在纏著我，漸漸地走近。我感到有人在把因多災難而導致的痛苦顯示給我看。當我凝視這群被受剝奪和飢餓的苦難者時，使我想起住在英國我家的孩子們，在相約的年紀，對於食物的豪爽與冷漠，就正如其它西方世界的孩子一樣。如此試圖在這兩個情景中取得平衡，對我是一種折磨。」
「我感到有東西接觸我的手，那個患白化病的孩子已把他的手插進我手中，我發覺自己在流淚。我想：不要望著他，想一些其它的事情罷，不要在他們面前哭泣。我從口袋中找到一粒糖果，偷偷地送到這孩子的手上。他走開了，慢慢地解開包糖紙，用他那對大眼睛看著我..…..」
「這超越了戰爭，超越了新聞，超越了攝影，但並不超越政治。這難以名狀的痛苦並非來自天然的災害，而是出自人類魔鬼般的慾念。如我可以，我將會把這一天的經驗，從我的生命中丟棄，把其中的記憶洗滌淨盡。」
一個攝影師所拍出來的照片，很多只會是他總體經歷的一麟半爪，在戰爭中拍得到與否，(已不能再計較拍得好與壞)也不能只委過於拍攝者本人。像 McCullin 其中阿富汗的內戰與伊朗的地震，只有少量照片被報社採用，箇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職業上的失落無損一個具良知的新聞工作記者的人格：在危難的情況下停止拍攝，奮身救人。
相信 McCullin 的名字在新聞攝影史上依然不及已死的前輩那麼有起色，其永遠站在最前線所拍得那些沒有多大美感的戰爭圖片，藝術地位也不會得到提升；另外，他在處理個人與家庭的問題上，也落得個妻離子散的下場。唯獨他對籍著攝影紀錄苦難的體驗，箇中對「我思固我在」在行為與心智上的掌握，絕不是凡夫走卒拿著相機，奢望自拍照揚名利而出歿於戰場上可以達至的境界。一再把這心路重現，並非為誰而做，乃是寫給過去 ("For all those who did not survive") ，藉以憧憬將來。
另見：